Schnittke_

“One half the world cannot understand the pleasures of the other.”

*原文禁止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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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塔格访谈 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

这本书可读可不读吧,没什么震动的部分。一方面是因为其中谈到的很多理念事先早已知晓,另一方面是,桑塔格在访谈里的语气和态度如此明朗、积极、乐观,仿佛没有经历过重大的痛苦和失望似的(这当然不可能,也许她恢复过来了,也许她只是与那些痛苦的距离足够远),与此时此刻的我不那么契合。


直接导出了豆瓣阅读的划线。有些划线只是因为她谈到了一些作家及其作品(I may pay further attention to)。



章节:序


“一个人若是永远对堕落感到吃惊,”她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中写道,“见到一些人可以对另一些人施加令人惊悚、有计划的暴行的证据,就感到幻灭(或难以置信),只能说明他在道德上和心理上尚不是成年人。”正如她曾经宣称的:“没有利他主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化。”



章节:疾病的隐喻


你看,我想要的是完完全全地活在当下——真正地活在此时此地,全身心地关注世界,包括自己。你不是整个世界,世界跟你不同,但你身处其中并且关注着它。这正是一个作家应该做的——作家关注世界。我强烈反对唯我论那种一切都存在于你头脑中的观点。不是这样的,无论你是否置身其中,世界都是真实存在的。如果你正在经历某个重大事件,在我看来,去写正在发生的事情,要比放弃它去写别的东西容易得多,因为后者需要你把自己劈成两半。


一个人可能因为没有达到某种特定的标准而感到羞耻,但是人们的确会对疾病抱有负罪感。我是个喜欢承担责任的人。每当我发现自己的生活一团糟,比如跟错误的人在一起,或者在某件事情上走投无路——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类事情——我总是倾向于自己承担责任,而不是抱怨都是别人的错。我讨厌把自己看成受害者。我宁愿说:“好吧,我选择跟这个人相爱,事后证明他是个混蛋。”这是我的选择,我不喜欢责怪别人,因为改变自己要比改变别人容易得多。所以不是我不喜欢承担责任,只是在我看来,当你生病乃至患上绝症,就像遭遇车祸,为生病的原因而烦恼一点意义也没有。有意义的是尽你所能地保持理性,求助于正确的治疗方案,以及一定要保持求生的意志。毫无疑问,如果你自己不想活了,你就成了疾病的同谋。


传统的人生轨迹是在生命的前期更加偏重体能,后期更加偏重思想。但是要记住,尽管机会渺茫,尽管得不到社会舆论的支持,但一个人总是可以拥有其他选择。应该说,我们关于人在不同的年龄能够做什么、年龄到底意味着什么的观念是相当武断的——跟性别定式一样武断。我认为年轻/年老和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可能是禁锢人类的两种最主要的成规。与年轻和男性有关的东西被当作人类的价值标准,其他东西至少是没那么有价值,或者干脆是劣等的。老年人有强烈的自卑感。他们因为年老而感到难堪。


你年轻时能做什么、年老时能做什么,跟如果你是女人能做什么、如果你是男人能做什么一样,是一种武断的判断,完全站不住脚。人们经常说“哦,我做不到,我已经60岁了,太老了”或者“我做不到,我才20岁,还太年轻”。为什么?为什么这么说?一生之中你总希望拥有尽可能多的选择,不过你更希望能够真正自由地做出选择。我的意思是,你不能拥有一切,你必须选择。


说到性别定式,我和戴维遇到过这样一件事。一天晚上我们来到文森尼斯大学,我应邀参加那里举办的一个研讨会,研讨会结束后,戴维、我和另外四个人一起去喝咖啡。碰巧的是,四个人都是女性,她们都是文森尼斯大学的教师一。我们在桌子旁落座后,其中个女人用法语对戴维说:“哦,可怜的家伙,不得不跟五个女人坐在一起!”大家都笑了。然后我对这些女人说:“你们有没有意识到刚才的话是在贬低你们自己?”如果情况相反,一个女人跟五个男人坐在一起,你能想象其中一个男人会这样说吗?——“哦,可怜的家伙,不得不跟五个男人坐在一起,没有一个女人做伴。”不可能,这个女人会感到骄傲。


不是疾病能使你成为更好的人,相反,疾病可能让人做出任何你能想到的事。但是如果你一直很健康,就像佛陀说的,生病的经历会让你与人建立起另外一种更富同情心的关系。它能做到——不是一定如此,但是它能。而且轻而易举。


章节:好战的唯美主义者和离群索居的道德家


人们普遍的想法是,60年代希望和试图实现的一切基本上都行不通。但是谁说那行不通?谁说那些愤世嫉俗的人就有问题?我认为这个世界对边缘人应该是安全的。衡量一个社会好坏的重要因素就是看它是否允许人们成为边缘人。而有些国家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们的思想中容不下愤世嫉俗者或边缘人。


章节:论摄影


我爱摄影。我自己不拍摄照片,但是我观看、喜爱、收藏它们,我为它们着迷……这是一种古老而强烈的兴趣。我对与摄影有关的写作产生兴趣,是因为我发现摄影是反映这个社会的全部复杂性、矛盾性和暧昧不明的核心活动。所以,这些暧昧不明、矛盾性和复杂性正是摄影的目的,我们就是这样想的。对我来说有意思的是,摄影这项活动——包括拍摄和观看——将所有这些矛盾性加以浓缩。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活动能够包含这样的矛盾性和暧昧不明。所以《论摄影》是关于20世纪和高度工业化的消费社会生活状态的一次案例研究。


你在书中说:“照片中的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关系也像静止照片与电影的关系一样,根本就是不准确的。生命不是一些意味深长的细节,被一道闪光照亮,永远地凝固。照片却是。”我曾经在书上看到,玛雅人有一个表示智慧的词,意思是“小小的闪光”,而神秘主义者经常谈到顿悟或灵感的闪光。评论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经谈到过文字碎片激发的灵光一现,尼采和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等人都有过这样的时刻。斯坦纳指出了“这种灵光一现的真实性及其必要的不完整性”,并强调了它对于洞察事物的关键过程的重要性。

首先,这些事情是发生在不同层面上的。我认为有些闪光不是碎片。顿悟不是碎片。高潮也不是碎片。当然,有些事情发生在极其有限的时间内,仿佛把你带到了意识的另一个层次,或者让你站在通往新事物的入口。借用《圣经·新约》里的形象,这个入口可以是一道窄门,一个非常狭窄的地方——你穿过那道门,灵光一闪...... 

事实是你能够识别一个特殊时刻——不仅因为它令人难忘,而且因为它改变了你——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碎片。它可以意味着此前发生的一切达到了顶点。你能定位和区分事物,并不能证明它们的碎片化特质。


章节:论风格


隐喻是思考的核心,但是你使用它们,你不应该相信它们——你应该知道它们是必要的虚构,或者可能是不必要的虚构。我无法想象任何一种思想会没有暗含的隐喻,但事实上它暴露了自己的极限。吸引我的始终是那些表现怀疑、超越隐喻的清晰明了的论述,或者借用巴尔特的术语,即零度写作。


“在诗歌中,存在和存在的渴望瞬间交会,就像嘴唇碰触到水果。”


我仰慕那些努力以一种不可辩驳的方式写作的作家。我在贝克特、卡夫卡、卡尔维诺和博尔赫斯(Borges)身上都发现了这种品质,还有杰出的匈牙利作家捷尔吉·康拉德(György Konrád)。


我最早的圣战就是反对思考与感觉之间的对立,这实际上是所有反智观念的基础:心灵和头脑、思考和感觉、想象和判断……我不相信这回事。我们的身体大同小异,但是思想截然不同。我相信我们思考时更多的是通过由文化提供的工具,而不是我们的身体,因此世界上的思想才如此多样。在我看来,思考是某种形式的感觉,而感觉是某种形式的思考。

例如,我做的事情体现在书或电影中,客体不是我,而是某件事物的副本,可能是文字、图像或其他任何东西。有人想象这完全是一个理智的过程。但是我认为我所做的一切像关乎理智一样关乎直觉。这不是说理解是爱情的前提,而是说爱一个人关系到各种各样的思考和判断。这就是爱——赋予生理欲望一种理智的结构。但是对思考和感觉加以区分的观点会带来许多麻烦,鼓动人们去对那些本不应怀疑的东西产生怀疑,对本不应满足的事情感到满足。


对于女性作家群体和那些喜欢谈论这个问题的人们来说,汉娜·阿伦特应该被鉴别为一个男性知识分子。她是个女人,但她参与的是男人的游戏,是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由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继承的游戏。她是第一位女性政治哲学家,但她所参与的游戏的规则、理论和渊源可以追溯到由柏拉图的《理想国》建立起来的传统。她从来没有问过自己:“因为我是个女人,所以我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去考虑这些问题吗?”实际上她没有,我认为她也不应该那样做。


我对女性怀有强烈的忠诚,但是并没到只把我的作品投给女权主义杂志的程度,因为我对西方文化怀有同样强烈的忠诚。尽管它深受性别歧视的损害和腐蚀,但它仍是我们的文化,即使我们是女人,也必须与这个被腐蚀了的文化共存,然后努力对它做出必要的修正和改变。


我认为女性应该认同那些成就卓著的女性,以她们为荣,而不是批评她们没有表现出女性的性感和柔弱。我的观点是要废除一切隔离。我在反性别隔离的意义上是个女权主义者。我不认为这是因为我相信战斗已经获得了胜利。我觉得存在一些积极开展运动的女性社团是件好事,但我不认为运动的目标应该是创造或者维护女性的价值观。目标应该是与男性一半对一半。我不会去建立,也不会去废除一种女性文化、女性情感或女性特征的准则。我认为男性变得更阴柔、女性变得更阳刚都没有关系。在我看来,那样的世界会更加迷人。


章节:写作与阅读


我觉得年轻时如饥似渴地汲取养分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因为这就是你的一部分。年轻时你的接受能力更强,因为你什么也不知道,而且热切地想要树立一个偶像。但是我觉得这跟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所说的弗洛伊德那一套完全不是一回事,按照他的说法,好像你有一种毁灭你的偶像的杀人冲动。我认为你完全可以耗尽对偶像的崇拜,当他们对你不再有价值,否定他们、尝试其他选择是一种自然的冲动。但是如果说现在让我欲罢不能的是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和威廉·盖斯的作品,这正是因为20年前我不这么看。20年前我迷恋卡夫卡。认同那些与我以前的口味不同的东西让我兴奋——对以前那些作品没有丝毫不敬的意思——只是因为我需要新的血液、新的营养和新的灵感。而且因为我喜欢做不同的自己,喜欢去学习我不会或者不知道的东西。我充满好奇。


章节:爱与性


我很想写!但是写爱情需要勇气,因为那好像在写你自己。你会感到尴尬,好像人们会知道那些你不想让他们知道的事,因为你总想保留一些隐私。即使我并不是在写自己,人们也会认为我是,所以我会害羞。


我不喜欢自由主义“人类大家庭”的思想,他们认为我们都是一样的。我相信文化差异的确存在,而且对这些差异保持敏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不再纠结于对方偶然表现出的、在我看来是慷慨的行为,因为他们表示慷慨的方式跟我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行为和语言传统,他们理解的亲密跟我们不一样。这就像是学习一种尊重世界的方式。世界是复杂的,它不可能随你的意愿简化。


对我来说真正的转变就是关于越南的文章,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关于自己的写作,即使还写得非常羞怯。这样做对我无异于一种巨大的牺牲。我想,孩子,我真的痛恨这场战争,我希望通过写作贡献我微薄的努力。但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有意识的牺牲。我不想写我自己,我只想写他们。但是我意识到我能够写他们的最好方式就是将我自己纳入其中,就像一种牺牲。这改变了我。我意识到作为作家,我可以拥有某种自由,某种以前我以为自己并不想要的自由。因此我开始小心翼翼地在一些自传体小说中探索这种自由。


我头脑中有一种关于儿童与成人的观念。我不知道这种想法对不对。这些观念在我头脑中盘旋了一圈又一圈,有时候我想,其中没有差别,这种区分完全是人为的。只是因为我们的年龄增长了,我们的皮肤变得粗糙,那又怎么样?谁在乎?你多大年龄有什么关系?对于哪些事是孩子应该做的、哪些事是成人应该做的,我们不应该有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我对童年充满幻想——不是我自己的童年,而是儿童的开放、天真、脆弱和对事物的敏感所体现出的一切价值。我想,作为成人,我们再也不具备那些品质,这太糟糕了。


我想说的是,我认为我们关于爱情的观念与我们对这两件事物的矛盾心理密不可分:童年的积极和消极价值、成年的积极和消极价值。我认为对许多人来说,爱情代表了向童年所体现的那些价值的回归,枯燥、机械的工作、规则、责任和冷静客观等成年的重压已经将它们消磨殆尽。我的意思是,爱情是感官享受、是玩乐、是不负责任、是快乐至上和犯傻,爱情被认为是依赖、是变得软弱、是成为感情的奴隶、是将所爱的对象当成父母或兄弟姐妹来对待。你重现了自己童年的一部分,那时你还不自由,完全依赖父母,特别是母亲。

我们向爱情要一切。我们说它应该是不顾一切的。我们又说它应该是家庭的黏合剂,维护社会秩序,让各种传统得以传承。但我认为爱与性之间的关系非常神秘。部分关于爱情的现代意识形态认为爱与性是一体的。它们可以是,我想,但我认为其中一方必定会消损。


哦,我认为友谊是非常肉欲的,但不一定跟性有关。我认为我所有的关系都是肉欲的:我无法想象去喜欢一个我不想触摸或拥抱的人,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总是有肉欲的一面。我不知道,或许我又是从自己的性观念出发这样讲的,但我确实不会被那么多人吸引。


名人总是急于告诉你他实际上是个脆弱的小孩子,你没注意到吗?(笑)他们厌倦了被当成敬畏的对象,他们会比其他人更快告诉你这一点。

跟我想要亲近的人在一起,我马上就会试着解释我就像个小孩子。我感到有压力就必须那样做,因为我想跟他们建立一种生物性的关系。我的意思是,我想停止谈话。这不是什么宏大的形而上学思想,但我认为有些事情只能在静默的人们之间发生,如果你是个众所周知的名人,人们就希望你时时刻刻都在行动、谈话或者展现你的人格。我遇见过许多人,在我还不知道他们是谁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我是谁了。所以如果我想跟一个人成为朋友、爱人、同伴或者伙计,我想让他们看到一个安静的、有血有肉的我,在我面前他们不必感到紧张……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我喜欢安静,仿佛透明一般的安静,能够让另一个人透视。我也不愿意像有些人那样完全割裂,一些非常聪明的人会说:“哦,别在意我写的书……那根本不像我。”他们太急于安抚人,以保证其他人不会被吓坏,但是这样做实际上否定了他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章节:自画像:作家眼中的自己


普鲁斯特说:你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但你要小心社会;可以适当地露露面,但不要让它成为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鲁斯特年轻时,在巴黎过着丰富多彩的社交生活,流连于咖啡馆和奢华派对,但他知道总有那么一个时刻,必须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做出选择。这不仅是要不要接受采访或者谈论自己的问题,而是你愿意在多深的程度上参与世俗社会的问题,这意味着虚掷时光,而这对你和其他人都是一种诱惑。


是的,我可以出借自己。如果某件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刚好适用于我正在描写的人物,我会利用它,而不是另外去编一个故事。所以我有时候从自己的生活中借用一些东西,但我不认为这是在表现我自己。让我们假设玛丽·弗兰克有足够的耐心,我有足够的纪律性,我上完了绘画课——我还是不能想象给自己画像。我需要把自己跟其他东西一起当作素材来运用。我感兴趣的是世界。我所有的作品都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真的存在那样一个世界,而我真的感觉置身其中。

所以,你在世界中,而世界在你心中。

是的,我的注意力在世界中。我清楚地意识到那些“不是”我的东西并为之着迷,我急切地想要理解它。


劳拉·赖丁的《小说进阶》建立了写作的标准。今天几乎没有人知道这本书,也再没有人写出过那么好的书,它不仅没有得到延续发展,甚至从来没有人达到过它的水平。另外跟你一样,我认为保罗·古德曼的“约翰逊系列小说”是20世纪美国文学的重要成就之一。我认为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小说家,同时拥有知识分子的强烈的政治热情,并越来越多地写作随笔,所以他的小说变得越来越薄了。但他二十几岁时创作的小说是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现代沟通系统的本质就是任何事物都可以表达,任何情况都可以等价于其他情况,因此事物可以同时置于许多不同的情况之下,就像摄影。但是其中各有利弊。当然,一个重要的优点是它给了人们前所未有的行动和意识的自由。但是它也意味着你再也不能保护任何原创的、深刻的思想,因为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失望、掺假、走形和变质。这个世界中一切事物都是循环、重组的,最后被削减到只保有一种共性。所以,当你对世界产生一个幻想、提出一个主题或形象,你就要承担这个不可控制也无法减轻的艰巨任务。这可能是人们有时候更愿意保持沉默的另外一个直接原因。你想跟其他人分享你的想象,但是另一方面,你又不想为这架每天都要吞噬无数想象、目标、结果和观点的机器提供燃料。


当我说我喜欢生活在纽约,在某种意义上我也是在说我喜欢生活在某个人们自己选择的地方。提到纽约,人们的第一印象就是神话层面的。它是全世界的首都和这个国家的文化首都。无论好坏,它的确是。在这里有所作为的人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多。所以如果你住在纽约,就好像在说:“我要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远比我自己有时间做的多得多。”我并不想做所有那些事,但我想要知道我可以去做,我想要拥有选择的权利。在这里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想认识那些胸怀大志、永不停歇的人。


我前面说过作家的任务是关注世界,但我认为与各种各样的谎言和错误观念做斗争也是作家的任务,作家的任务就是我自己的任务。同样,我很清楚这是一项永远不会完结的任务,因为你永远不可能终结谎言、错误的意识和阐释的体系。但是任何时代都有一些人在跟这些东西做斗争。最让我困扰的是,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仅有的社会批评都来自国家自身。我认为即便是抱着不切实际的空想,也应该有自由之士想要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努力去摧毁幻象、谎言和煽动。应该有人出来让事物更复杂,因为如果随波逐流,事物会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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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