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
屯一批书摘。后期可能会增加/修改。
重读：在咖啡馆遇见14个作家／唐诺
“博尔赫斯，在和作家萨瓦托的一次对谈途中，随口以法语引述过这句漂亮的话——思想产生时是温柔的，衰老时是残暴的。”
“我们常讲思想产生力量，这是真的，但思想也许在某个人的某个片刻会闪烁出惊喜的，孤寂的激情，可基本上，它的力量是宁静的、绵延的、杳远的，而且，它还是讲理的。思想也可能影响甚至改变这一整个世界，但走的不会是快速急躁的道路。也许就因为如此，这里便永远有一个弱点，一个浮士德式的诱惑，不是思想本身，而是心中藏放它的人，当他意识到年老，意识到死亡，意识到时间不够了，当他渴望亲眼看到它全面的胜利。
这也许才是鲁巴肖夫悲剧的真正根源所在，也是他的怯懦。他不认为自己再有足够时间回头，他害怕他的神弃他而去，尽管他不祥地察觉出这个神已不是他信仰并奉献的那一个，可是怎么办？他已押下去几乎全部人生了，要让自己这一生虚无，毫无意义，闹剧一场吗？他比谁都苦苦思索，但不是思想者的思考，而是信徒的忏悔；作为一个忠贞的信徒，就像所有的信徒，他勇敢到可以抛开所有赴死，但作为一个人，他却怯懦到不敢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这里联想到《二手时间》里即使进过劳改营也依然拥护政权的人。他们的心态大抵可以用这些话概括。
“普遍平等原则仍是有界限的。就像当年带着夷平一切声威进入罗马帝国的蛮族，它得学会向文明低头，向真理低头，向事物确确实实的存在低头，向人确确实实的经验低头，向二加二等于四低头，更要学会向美好的东西美好的价值低头（这是最难的，几乎学不会的最后一堂课）。不肯学好的平等思维便是民粹，这个辉煌平等家族里玷污名声挥霍家产还四处斗殴闹事的败家子。”
“人们通常总想有所警觉总比不警觉要强要负责，唯偏离基本事实太远的警觉无助还迟滞了人的反省，过度的警觉只会把自己吓成个虚无主义者。还有什么比虚无更受懒人欢迎、更快速召唤民粹的呢？”
“而我真正想说的，还是一部小说就是一部小说，一个书写者就是一个书写者这话，在小说世界里，再没有什么比这更真实或说更确实的了。小说书写及其思考以个人为单位，我要强调的，不仅仅是个人为单位必然而然的游击性，流体性及坚毅存活方式，永远可能在体系统治中找出死角和隙缝栖身之地，永远可能在森严的统计和绝望的几率下仍保留住偶然，永远可能在任何理性、负责任的人不敢心存希望时天外飞来希望；我指的不是希望，而是更确实的东西，那就是小说书写者及其作品对它自身集体困境的特殊回应方式，它不是回答，不会提出简单而具足的答案，而是具体的一部小说。理性上我们或许得不到立刻满足如同信了某个神那样从此把一切困惑全卸下来，但我们也得以从抽象、隧道症般的时间单线挣脱回来，一部具体的小说包含着过去现在未来的丰硕时间世界，包含我们在单线前进时有过但遗弃掉的东西，一部具体的小说，还能唤醒沉睡的、被遗忘的其它小说，像读博尔赫斯作品叫回了北欧神话和但丁《神曲》一般。”
“更糟糕的是，小说不可以是日记。也正是在这个问题的退却，现代小说让我们看到了它童稚性的唯我和自大，并难掩胆怯。小说，如契诃夫小说所显示的，原来是最谦逊的一种文体，是自我占地最小所以容得下他者、自我最透明所以进入得了他者、自我最柔软所以世故、体察人心和同情的文体，当小说只剩我，谦逊便不再必要而且成为妨碍——谦逊的人做不到成天照镜子般只瞪视自己，做不到只说不听甚或眼前无人时仍喃喃自语不休，这全然不合他心性，更抵触他的基本道德美学。”
“事物的独特困难，才构成它的独特存在，往往倒过头来成为它最醒目最不同的华美部分。”
“俄国出身的小说家有点怪，他们比较常既是小说家也是诗人。我说的不是现代小说乍乍进入，普希金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旧俄书写者岂止小说／诗双刀流而已，他们什么都写也什么都是，简直就是个弹药库了。……原因可能有很多面，但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大问题”不该被取消，大问题并不等同于柏林围墙，并不等同于东西冷战对峙……大问题亦不会随着柏林围墙的拆除而戏剧性获得解答，它只是被当没有，被弃置而已，毕竟，大问题不仅是历史事实，同时还是人的知觉，人的意识。仍知道有大问题存在的社会就是不一样；或者应该说，有些社会仍让人相信自己有资格也有机会，更重要是有义务去思索，去讨论，去揭示大问题，可以而且应该用世界的，人类的，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周遭事物，而不只是餐厅咖啡馆该不该禁烟或拉面哪家好吃这样就算你闲着也不用管这么多的无聊琐细之事。”
（纳博科夫）“我一直以长期累积微不足道的力量来迫使自己不再想俄国。不错，我摸爬滚打成了那诱人的东西——正教授，可心底里我们觉得自己是个卑微的访问讲师。我有几次对自己说，这是个好地方，可以永久安家了。可是，我脑子里会立刻响起雪崩的巨鸣声；雪崩卷走了成百处遥远的所在；我一旦做安家之举于地球的某一角，那些地方在我脑中就都被毁了。终于，我不再在乎家具、桌椅、电灯、地毯之类的东西——也许是因为在我富裕奢华的童年时代，我便受到教导，不屑于过分依恋物质财富，所以我不会在革命废除那些财富时感到悲哀痛苦。”
“但这里，我们真实读到的，是笨拙结构里闪闪发光又深沉的东西……以至于我们丝毫不被笨拙的结构所困扰甚至根本就忘了它，一如我们读《包法利夫人》时不被福楼拜一开始就犯规的叙事人称错误所困扰一样，丰硕强大的内容载着我们坦克车般輾过这些小而脆弱的拦路竹篱笆。等我们再想起来时，我们想到的也不是小说技法，它已装满了内容转变为某种我们对命运本身的感知了。好像说笨拙的不是小说结构，而是命运的一成不变和难以遁逃，命运如此笨拙顽固一定依约前来才让你害怕，而它同时又极富想像也极诡诈地有各种形貌、各式假面和各种路径，唯就在你跟自己讲“这是个好地方，可以永久安家了”那一刹那你就看见它了，像浮士德那样。”
“纳博科夫宣称自己是完完全全的美国作家，是因为这才干脆爽利的、真正摆脱开各种国族幽灵的无时不在纠缠和无处不在追蹑，它不仅在你胸怀故国、对它充满善意时不放手，而且在你反抗它仇视它时抓得更紧，你只能是某种流亡作家或纳博科夫说的访问讲师，你之所以是个作家不是因为你能写，而是因为你是个（被期待）发出异议声音的人；你之所以在大学授课，就像普宁教授那样，不是因为你的学问，毋宁更像动物园里被喂养也被展示的异国珍禽异兽。这里，你的政治意涵永远大于你的专业志业身份又永远大于你的人，以至于你这个人变得很小很小了，而且是附属性的，是某个'-er'之类的东西。”
“政治之于文学永远是负面的存在（即它无法发动文学，只能残害压迫文学），因此，政治对于文学最慷慨的允诺便是，'你不要管我，我不存在。' ”
“贵族虽各有当下的国族隶属，但另一方面，他们有各自源远流长的来历，服膺着国王和国家律法之上的普遍德目和价值，彼此跨国连结，从而自成一系地构成了某种欧洲人乃至于世界人的超越身份。因此即便战阵之上仍有规范，仍有进退之道，彼此相待以礼，不是一句国家危急存亡就什么卑劣下流手段都自动成为神圣。”
“纳博科夫谈个体和个性，但并没有一个目中无人万物归一的膨胀自我（否则反而消灭了个体和个性），他也不认为自己的特殊命运有何可歌可泣之处，重要的只是这个命运所给予他的视野，让他看到什么。”
（待续）